榛戞矙鐩掑瓙_保定做辅助 难治北京城市病(转载)

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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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闻保定将成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城市后，全国各地投资者涌入保定看房买房，保定部分楼盘也连夜涨价。但热闹背后，其实保定的新定位仅源于河北省的一方规划，甚至没有得到发改委和京津两地确认。
　　“分都”传言曾多次出现：目的一直是解决北京城市病1、四年前的“环首都经济特圈”还历历在目，保定此轮“副都”概念并不新鲜
　　这轮保定成为“副都”和“副中心”的传言源自26日出台的《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意见》中对于保定是这样定位的：保定市作为畿辅节点城市，利用地缘优势，谋划建设集中承接首都行政事业等功能疏解的服务区。值得注意的是，此项《意见》只是河北省的单向规划，并未得到发改委和京津的确定。
　　对此，河北省发改委也表示，目前河北只是根据各个城市特点和功能定位编制方案，对各个城市功能和产业做一定的分工，这只是河北自身的看法。政策能不能落地，北京、天津是否认可，还需要国家大规划出台后，定下三地各个城市的分工，然后河北省根据大规划再落实。
　　其实，在2010年，河北省就曾将“环首都经济圈”定位为环京经济特区，当时的设想同样宏大。那时的计划为，到2015年，石家庄市、唐山市建成省域中心城市；保定市、邯郸市要建成区域中心城市。加快建设新兴城市，以三河、香河、大厂为基础，建设京东新城，以涿州市为基础，建设京南新城，以怀来县、涿鹿县为基础，建设京北新城。然而，这一规划在四年后的今天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规划也不了了之。
　　而类似的情况在燕郊、廊坊、天津滨海新区和如今债务缠身沦为“鬼城”的唐山曹妃甸都曾发生过。
　　2、实际上，每逢北京城市病发病高峰，就会出现“定保定为副都”这类传言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胡星斗就曾这样说过：只要北京遭遇环境恶化时，就是迁都、分都论被广泛传播的时候。2006年，凶猛来袭的沙尘暴将“迁都”的提议推向高潮。当年3月，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479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要求将首都迁出北京。之后，每逢交通拥堵，缺水等城市病议题集中爆发的节点，迁都分都的论调就会跃然纸上。甚至英国的老牌经济杂志《经济学人》也发表过文章，认为“北京不堪重负，中国应该迁都”。
　　而对于此次京津冀经济圈一体化、“保定副都”的讨论，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诱发点就是由于近几年雾霾问题的严重。
　　3、而如何化解北京的城市病也一直被当做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问题
　　虽然《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源自河北政府，但不难看出，保定的定位是作为北京的“承接者”，目标就是为北京解决问题的同时获得发展。
　　对此，李铁也不讳言，他认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是要解决北京的问题，是从北京的角度出发。如何化解北京的城市病，是京津冀一体化的关键。”
　　但“分都”也好，辅助也罢，都很难解决北京的城市病1、首先，北京虽然规模大但发达程度并不足够高，人为抽调可能会阻碍北京发展
　　从人均GDP来看，2012年北京GDP达到14027.13美元，而河北省人均GDP仅为5838.95美元，不仅远远低于京津两市，甚至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6094美元）。
　　虽然数据上看北京天津与河北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但以此认为京津地区足够发达并不正确。事实上，北京和天津规模虽大，但发达程度并不高。以北京为例，虽然其地铁里程是世界第一，但城区的地铁密度并不高。而一旦人口和产业被抽离，建设地铁的需求和财力也相应减少，长期看缓解拥堵的作用会大打折扣。
　　此外，还有研究表明，解决城市拥挤等问题的更好办法不是减少人口而是提高经济发展的程度。根据Demographia（2011）的世界各城市集聚体的数据显示，所在地人口少一半，拥挤度会低6.8%，但所在地人均GDP高20%，拥挤度会低7%。即抽离减少人口会减缓经济，进而冲抵减少人口的效应。更直白的说，就是当经济发展更好地时候，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到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减缓拥挤。所以，对缓解大城市拥挤等城市病来说，人为的抽离产业和人口，效果远不如几年的经济增长。
　　2、其次，“分都”调整成型困难，产业和人口不一定跟着政策走
　　“分都”的目的是疏解北京产业和人口压力，但影响产业和人口的因素却不仅有一纸政令。事实上，北京作为首都所具有的强大政治资源和调动经济资源的能力，使其公共服务水准远远超于周边津冀地区。北京的人均投资水平、人均财政支出、人均收入大大超过天津和河北，而北京的基本消费价格，特别是公共服务品价格却低于周边地区。因此，北京形成了对周边优质资源和要素强大的吸纳能力，这种吸纳作用目前根本没有逆转的可能，反而在加大和津冀地区的全方位差距。
　　再看保定等河北划定的“副中心们”的情况，任志强就表示：决定某区域未来房价的相当一部分因素，决定于它占有的资源的稀缺性，比如说教育、交通、地理位置等。在他看来，保定并不占据这些稀缺资源。而多数房地产商也认同他的看法，根据《第一财经日报》的调查，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黄金十年”之后，也鲜有全国性大型房企在保定涉足。
　　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的评论更加直接：全国有很多城市也提出打造各种中心，可最后有几个成的？规划一般是靠不住的，何况还是省级规划。作为地方政府，它肯定是从路径最优和消息最大化的角度来出台政策。但能否落地要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市场，这三股力量合力后的结果。
　　3、再次，即便政策优惠条件足够，各行政区间的博弈也可能阻碍政策推行
　　即便能有足够优惠的政策，京津冀行政地位的不平等和从属性关系，也使得互利的前提受到制约，这让一体化受到很大的挑战。在央视经济评论员许一力看来：京津冀三个行政区划政治地位的差距更是十分明显。京津是直辖市，而河北仅仅是省级区域。北京作为首都的特殊地位，无论是河北省还是天津市，在资源配置和行政协调的关系上都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严重不对等，严重地影响了区域之间的合作和协调。而这些都是“分都”，“分中心”发展的阻力。
　　其实，从这次河北首先放出《意见》，而后发改委以及京津政府的不予置评中也能看到这种博弈的影子。根据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项目负责人的吴唯佳的说法：在国外，河北省拟保定成为承接北京行政事业的中心城市这类信息是不准随意发布的。而对于河北，特别是保定来说，由于支柱的太阳能行业陷入困境，经济低迷，随着消息发布，不但保定的房产大涨和该市有关的各种股票也大涨，提振经济的作用不言而喻。
　　4、况且根据现有案例，“分都”也存在拖慢现有效率，加剧城市病的可能性
　　韩国新行政首都世宗市2012年7月1日正式成立，并由当年9月起到2014年，有36个政府部门和国营机构迁入，逾一万名公务员在当地工作。但由于总统府和10多个重要机关仍会留在首尔，政府被一分为二。而被分散了的政府，就被很多韩国人指责跨地办公行政效率下降和浪费资源。
　　吴唯佳也提供了一个反例：“像巴西把首都从里约热内卢迁到巴西利亚，是为了促进中部发展。但首都搬了，很多官员、商人还是以里约为中心，工作日集体往巴西利亚跑，周末又回到里约。涉及国家的中枢管理需要满足便捷、安全等条件，随意迁动只会带来额外成本。”
　　而在《商业周刊》（中文版）看来，如果不能解决医疗教育等配套，机构人员无法举家搬迁。跨区域办公也会增加上班族们的通勤时间，反倒加剧交通问题这一“城市病”。中国社科院行政管理研究室主任贠杰也认为，把机关事业单位、二级研究机构大规模搬出北京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很多机构之间的工作联系是很紧密的，如果部分搬迁，不仅会造成工作上的不便，而且会大大提高因两地办公产生的行政成本，带来新的交通等难题。
　　“分都”不但很难治好北京的病，还有可能让副中心们“吃不消”1、由于优胜劣汰的机制，迁来“辅助城市”的产业不一定是好的
　　根据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大焕城市化战略研究院院长童大焕的看法，由于优胜劣汰的机制，对于很多机构来说，一旦离开北京就意味着败下阵来。他认为，就像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强制搬迁河北一样，这未必是河北繁荣的开始，更可能是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衰落的先声。
　　同样，国家部委所属科研机构和大学搬迁保定，也未必是保定繁荣的前兆，而有可能是这些科研机构和大学衰落的开始。这其中的道理也不复杂，对于大学和研究机构来说，学在北京，不仅仅是在课堂，博物院、艺术馆、小剧场、讲座、沙龙都是北京丰沃的资源，以及独一无二的见习机会。
　　2、此外，迁来机关央企后“副中心”有可能消化不了，反被其所累
　　在易鹏看来，强制要一些机构学校和央企搬迁到行政级别比较低的城市还会有另一种潜在的风险。这些机构不见得一定会给这个城市带来完全的正能量和足够的价值。因为我们往往会看到，如果大机构的总部搬到一个行政级别比较低的城市，这个城市通常会被其左右。这会使得级别低的城市的发展丧失很大的自主权，那么企业对于这城市的全面的发展不见得一定会带来利好。这方面也并非没有先例，中石油对克拉玛依施加的影响就可谓无处不在，整个克拉玛依都被牢牢的和中石油捆绑在一起，甚至该市的克拉玛依市商业银行都被中石油收指挥下，改名为昆仑银行。
　　3、更直接的影响还有房价等生活成本上涨，“副中心”也一起患上“城市病”
　　保定就是个例子：听闻保定将成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城市后，各地的投资者纷纷进入保定看房买房，使得房价连夜上涨。而由可能的政策利好引发的楼市热潮，似曾相识。早在2010年，国际化新城、区内规划8条轨道，随着通州新城规划传开、发酵，多重预期之下，通州区房价大幅上涨，投资购房一时占比高达四成，许多楼盘新房价格突破2万元/平方米，一些楼盘价格甚至超过了北京城区的二手房价格。然而现实是，2010年以近3万元/平方米的价格在通州购房的投资客，到现在才真正解套。可以说，对于保定、通州这些地方的不少人来说在还未消费到城市未来规划的便利之前便先经历了房价高企的“城市病”。
　　综合看，城市圈、城市群虽好，但并不是万能的1、城市圈规模效应对促进经济发展有益，但不能根治北京的城市病
　　中国目前成型的经济圈有两个：长三角和珠三角，如果再加上京津冀，这三大经济圈能占到国内GDP总量的40%。相比于美国的三大都会区——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总的GDP占全美国的份额为67%，日本三大都市圈GDP占到了全日本的份额的70%来说还远远不够。
　　但是东京城市群发展在促进地区经济大发展的同时，也带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日本长期统计系列》，东京各圈层人口统计数据的变化显示，虽然自二战以后，东京的人口处于阶段性的扩散状态，都心、东京都区部和东京都分别在1956年、1964年和1968年开始从绝对集聚（人口的绝对数和比例皆增长）转为相对扩散（人口比例下降）；不过，在范围更大的东京圈和首都圈内，人口仍处于绝对集聚的过程。这就使得地价迅速飙升，同时，交通噪音等社会公害现象不断发生，使得市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与经济增长非常不协调。
　　而世界其他主要都市圈的发展也都基本呈现这一特征。这表明，城市圈这一构想对于城市规模实施限制，总体上并不成功。所谓都市圈更大程度上是可以发挥规模效应促进经济发展，间接的缓解某些“城市病”（比如中心城区的拥挤），反倒还会在如通勤时间等一些问题上加剧“城市病”。所以，认为城市圈和城市群能够根治“京津”城市病并不现实。
　　综合看，城市圈、城市群虽好，但并不是万能的1、城市圈规模效应对促进经济发展有益，但不能根治北京的城市病
　　中国目前成型的经济圈有两个：长三角和珠三角，如果再加上京津冀，这三大经济圈能占到国内GDP总量的40%。相比于美国的三大都会区——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总的GDP占全美国的份额为67%，日本三大都市圈GDP占到了全日本的份额的70%来说还远远不够。
　　但是东京城市群发展在促进地区经济大发展的同时，也带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日本长期统计系列》，东京各圈层人口统计数据的变化显示，虽然自二战以后，东京的人口处于阶段性的扩散状态，都心、东京都区部和东京都分别在1956年、1964年和1968年开始从绝对集聚（人口的绝对数和比例皆增长）转为相对扩散（人口比例下降）；不过，在范围更大的东京圈和首都圈内，人口仍处于绝对集聚的过程。这就使得地价迅速飙升，同时，交通噪音等社会公害现象不断发生，使得市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与经济增长非常不协调。
　　而世界其他主要都市圈的发展也都基本呈现这一特征。这表明，城市圈这一构想对于城市规模实施限制，总体上并不成功。所谓都市圈更大程度上是可以发挥规模效应促进经济发展，间接的缓解某些“城市病”（比如中心城区的拥挤），反倒还会在如通勤时间等一些问题上加剧“城市病”。所以，认为城市圈和城市群能够根治“京津”城市病并不现实。